孤芳自賞、顧影自憐、狂妄嚴厲、簡當鋪單粗暴……種種嘴上的風暴,符號化、妖魔化的痕跡將東莞定義得鑿鑿有據,真真熱鬧。東莞,性敢,但不莽撞,眼見敏感,腦袋好使,懂分寸,透著南方人的精明勁兒。它踩著每個時代的鼓點,調整修善戰略,步步為營。
  “‘非禁即入’一直都是東莞人的行事風格,系統家具也可視作這裡的文化基因之一。要以此說東莞是國內第一等聰明的城市也無不可。”
  接連褐藻醣膠副作用三個月,我每天都像釣魚一樣在等待一個詞,我要拿它來形容我已經居住十年的東莞。
  這個隨身碟詞必須說服所有的人。可是有一個大問題:能找著這樣的詞嗎?太難。
  沒有在東莞生活過帛琉的人,不足以談東莞;而把身體和精神都陷在這裡的,也不可以說東莞。前者膚淺,後者寵溺。
  評說東莞,不能由著浮躁粗簡的心性來,要說服人,最好要經歷暫居、長居、定居這種整體的狀態,如此說出去的話,大抵才不會見棄於世,與世界為敵。
  我剛到東莞那年,二零零三年,二十三歲,青春正好,春日里第一次在陽光下撞見小鎮上一家擁有十萬工人的工廠,光是那一支每日給工廠食堂運送大米果蔬的長長的卡車隊,就讓我身心震動,自以為一下子懂了什麼是世界工廠。
  及至二十六歲,我突然被委任為東莞日報社執行總編輯是一次身心大動,我來不及深究自己何德何能,而是用了很長一段時間和別人共同面對一個話題:讓這麼年輕甚至是稚嫩的年輕人領銜一張市委機關報的筆政,東莞的領導怎麼敢?
  接下來的五年裡,我在中國城市中最受爭議的這一處,接觸了來自天南地北的尋夢者、淘金者、膜拜者、質疑者、決策者以及各種概念的提出者,見證了這座城市被傳奇、被狂想、被歌哭、被詛咒、被誤讀、甚至是被無奈地傷悼的龐大景象。
  很多時候我會想,比之東莞所受的委屈,中國任何一座城市都平平不足道。一座城市的悲傷,可分當下和未來兩個層次,一個是現時對外界賦予的口碑的失望,一個是對未來發展空間局限的嗟嘆。作為一座素有大志的城市,這兩種狀態東莞同時在懷,根子里真是悲劇性的。但無論如何,幾年之間,我把這座日夜沸騰的城住成了家,把一個臨時的住址擁抱成了永久的家園。
  二零一一年,我調到昆明工作,但把家留在了東莞。這兩三年時間,我每周來往於這兩座城市以及很多城市間,退到了一個更加純粹的位置上看東莞,雖還做不到不動感情、不表立場,但視野畢竟擴大了些,可要細說東莞,仍然擔心用詞輕率滑稽,生怕一下子會錯了意,東莞就溜出我的心裡了。
  這些年,有許許多多定義東莞的言辭,要麼孤芳自賞、顧影自憐,要麼狂妄嚴厲、簡單粗暴,凡此種種,嘴上的風暴,符號化、妖魔化的痕跡太過強烈,而且個個說得鑿鑿有據,真真熱鬧。
  這些定義,是所謂“高舉旗幟”
  描寫珠三角城市群崛起時,東莞被指摘為除了錢什麼都缺的傻瓜暴發戶;點評區域經濟模式時,被輕蔑為借腹生子的輕浮掮客;審視城市競爭力時,被斷定為徹頭徹尾的文化沙漠;言及中國農民工時,被演繹成當世最為悲情的城市之一;解構城市建設時,被批判為城不城村不村的怪咖城市;攀比財富時,被認定為富可敵省並擁有最多隱形富豪的中國城市之一;檢視中國發展路徑時,被劃歸為層次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地標;而要宣誓中國發展活力之時,又必須當仁不讓地顯示“世界工廠”和“中國製造”的魅力。
  不誇張地說,東莞儼然成了城市標簽的批發市場——這裡頭還懸掛著一副最為聲名顯赫的聲色皮囊,上書“中國性都”。不管真假,人們一提東莞,談論這一節,從來都是採用最高的調門。
  所有的這些說法,另類、有力、粗烈,每天見諸媒體和輿論場,對與錯、黑和白、真和假,觀眾只能自己猜度,而對於東莞而言,萬箭穿心的感覺,應是早已習慣。
  今時今日,這座城市每天綻放的精彩和活力,依然伴隨著不斷糾纏並引動全國視聽的焦點事件,冀中星首都機場引爆炸葯而引發的治安懸疑、虎門原鎮委書記吳湛輝貪腐1.7億掀起的官場震蕩,產業工人大逃離延伸開來的城市空心化之讖言,諸如此類,都讓這座城市繼續充滿了不可解的爭議和癥結。
  這也正是我三個月來苦覓一詞說東莞的難處。所幸,我終於等來一個詞。
  這個詞叫作——“敢性”。
  “神”“魔”共存
  不知道是不是宿命,在大多數人眼中,東莞是一個代表著“極端”的地標空間。
  它最為出名的標簽除了名震天下的“世界工廠”,還被認為是失意民工、洗腳上田的富豪、潦倒文人、五湖性工作者與四海嫖客的窩聚地。
  “東莞塞車、世界缺貨”的傳奇之名和“血汗工廠、冰冷城市”的狼藉聲名密致交疊,蘊含著一座城市神性的一面,也述說著魔性的另一面。
  人們對東莞的負面癢處格外敏感。華裔自由記者張彤禾在廠區獃了一年,以為找到了東莞的根本,她在風靡一時的《打工女孩》一書中寫下了這樣的斷語:這是一座未完成的城市,沒有記憶,沒有過去,這裡集中了中國最極端的一切,無情、冰冷、堅硬、壓力巨大、雜亂無章,又充滿了生機。如果你能受得了這裡,那到哪裡你都能受得了。
  在這裡,一切都可能受到懷疑,唯獨東莞的富足不被人爭議。  東城有個老闆,人說他起碼有六十億資產,他連忙推卻說道,哪有六十億?頂多四十億。論低調內斂,東莞本地人在廣東是第一等的,這四十億的報數,風範可嘉。
  稍微高調一點的土豪,偶爾也做出駕乘私人飛機去海邊吃魚鮮的舉動;常平鎮上甚至有個私企老闆,因駕駛私人飛機追賊而名聲大噪。
  我過去的一位領導跟我講過,他在長安鎮有個扶貧對象,初見時,問家庭年收入多少,答說八萬!——這是什麼情況,這可是十年前的事呢;我也見過東莞一些主婦,閑在家實在無聊,於是開著豪車到工廠打工,每月賺錢不到兩千,其中一部分還會拿出來買零食跟工友們分享,悠然自得,不加修飾,樂此不疲——東莞藏富於民、富可敵省由此可見一斑。
  的確,在財富積累和經濟崛起方面,在全中國的地級市裡,東莞是個高音獨唱。這裡好多小鎮的用電量,一個鎮就頂得上某些省一年的消耗,其GDP也足夠駭人,一鎮勝過諸多地級市;有至少三個鎮,每地坐擁三家五星級大酒店,這種級別的酒店,全市三十來家,總量僅次於北京上海;CBA籃球聯賽中,唯獨東莞一城握有兩支球隊,實在讓球迷好生欣羡。
  種種現象表明,東莞從某種程度上擔當了中國城市模式中最獨特的一環,成為最不可替代的一員。要說獨特,連行政建制都是罕見的,它是中國三座市直轄鎮的地級市之一。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,敢為人先,特立獨行,水土是舊有的,手段是新式的,姿態是昂揚的,方方面面,不僅是大成者,更是先驗者。
  東莞是不好惹的。《紐約時報》一反圍觀“中國威脅論”的常態,前幾年出來這樣打圓場:東莞你可能從未聽過,但正是它的1000萬人口在填充你的衣櫃。別的不提,在美國銷售的運動鞋中,有40%來自東莞;僅東莞的一個鎮——大朗——就已成為世界毛織之都。大朗每年生產3億多件毛針織品,其中2億出口至美國。如果一些不負責任的美國保護主義者要求政府對中國實施製裁,那麼他們應該想想這樣的城市。
  除了大朗的毛織,還有虎門的服裝、厚街的傢具、石碣的電子、長安的模具……任何一個鎮的支柱產業都能雄霸天下。單是一個石碣鎮,它生產的電子零配件,有八種產量世界排名第一。
  我把東莞的這些景象歸結於城市根性生髮的結果。城市和人,很多時候是一樣的,性格決定命運。我敬重東莞的精神血統,一是性敢豪邁,二是厚德務實。東莞的敢性是獨有的,果斷、率真、剛烈、大大方方、充滿戰鬥精神,帶著浪漫主義的氣息。
  這座城市近三十年的繁榮不退,正是先覺、先試、先成的敢性力量撐起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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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編輯:SN08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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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朱奇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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